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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茶与阳羡茶

发布日期:2019/12/26 16:41:07

蒙顶茶与阳羡茶

 

  论及名茶,史书往往以巴蜀和吴越为最,无论是闻名之早还是名声之高抑或是名品之众,其它地区都鲜有可及者。而若要论巴蜀和吴越的名茶,最早声名卓著,誉满天下的又当首推蒙山蒙顶蓉与阳羡顾渚紫笋茶了。刘禹锡《西山兰若度茶歌》曰:“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是说这二各贡茶在包装好后还须用白胶泥封包,再按上朱红色的官府大印,然后千里迢迢送往京城。当然,这里并不是确指,而是泛指那些因作为名品而上贡的好茶。唐人对此二茶赞美的诗篇不计其数,白居易《琴茶》诗云:“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不仅将蒙山茶与古名曲《渌水》相提并迁赞,还引作知已,及至“穷通行止长相伴”。蒙山茶诗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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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蒙山,其实天下古蒙山有二,一曰东蒙,在鲁南;一曰西蒙,在川西名山县。《尚书·禹贡》载:“华阳黑水唯梁州……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是说大禹治水功毕,曾特登西蒙山祭天,可知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名山。东西二蒙山虽都产茶,但产自川西的蒙山茶却扬名天下,为历代爱茶人所称道。当地人称“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是说名山之茶以蒙山最美,而蒙山之茶又以蒙顶为最,故唐宋以来就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名句传扬。确实,蒙顶茶是名不虚传的,它有着特殊的芳甘之气,不亲尝是不知道的。也许正因为陆羽未曾亲上过蒙山一品蒙顶茶,因而《茶经》仅稍提名山而未言及蒙山。而但凡尝过者,又无不大加赞美。唐代孟郊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这是优美的夸赞;宋代文彦博则有《蒙顶茶》诗曰“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文同在《谢人寄蒙顶新茶》诗中更赞道:“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后人在评价各地名茶时,曾有“芥山鲜、龙井洁”这样的概括,若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蒙顶茶,就只有“圣”最恰当了。宋初《太平寰宇记》引《图经》也称:蒙顶有茶,受全阳气,其茶圣香。”

  一般来说,能出产绝佳好茶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其山、石、水、雾四项条件均佳所致。蒙山系邛崃天台山派生,西面有高耸的大雪山作屏障。气候温和,年均气温13.4℃。蒙顶海拔1456米,茶树就生长在茂密的林木间,周围遍布着方竹、古银杏、红杜鹃、千佛菌、金银花、虞美人草、兰蕙等一些名贵树种、植物。从地貌上来看,蒙山出露地层多数为白垩纪夹关组和灌口组,表土为紫红色砂质土,土质呈酸性或微酸性,这是有利于茶树生长和形成优异品质的。清王士祯《陇蜀余闻》载:“蒙山有五峰,最高者曰上清峰。其颠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雍正年间《四川通志》载:“中顶最高名曰上清峰,至顶上略开一坪,直一丈二尺,横二丈余,即种仙茶之处……至今不长不灭……其七株高仅四五寸……摘采后其树即似枯枝……其山顶土仅寸许,故茶不甚长。“茶生山岩石上,吸石髓精气,必有不一般的芳香珍味,故人称”石髓香花“(唐代李德裕语)。1979年元月,在蒙山柴山岗娄子岩发现了4株树龄达数百年的古茶树,树干最长者达2.6米,主干出土处直径28厘米,一级分枝9根,叶长8.23厘米,叶宽2.92厘米,属“披针柳叶型”。茶树夏末开花,花色粉红。这几株古茶树也是生长在稍有表土的山岩石上,蒙山茶场人员曾采芽叶制茶,据称茶汤有一般园植茶没有的仙馥之气。

  除此而外,蒙山所在的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当地还有“雅安天漏,中心蒙山”的谚语。蒙山年均降雨日225天,年均降雨量2125.4毫米,比名山县东部地区偏多7成,而夜间降雨量又占到全年的7成。清康熙年间任名山知县的徐元嘉对此曾有“漏天难望蔚蓝明,十日曾无一日晴。刚得曦阳来借照,阴云又已漫空生”诗句,笔者曾二度上蒙山,也均是阴雨雾天。蒙山不但雨多,其周围河流也多,青衣江又沿山西北和东南方向绕过,水气终年蒸蕴,以致雨雾常驻。这样的土质、环境和气候就造就了蒙山茶的芳香幽馥,即便是刚摘下的鲜嫩芽叶,也能闻到明显的香甘气。当人们在评说蒙顶茶的时候,自然会涉及到蒙顶茶的来历,对此,自古以来就有多种说法,有本地说、东来说、西来说等。西来说是说蒙顶茶来自印度,如民国年间《名山县新志》称“吴理真自西域天竺挈茶种于峰下”;美国的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引《迦罗传》称:“按迦罗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岷山。”然而,考古发现和有关研究都表明,中国很早就已在利用茶树了。根据中国的古文献《尔雅》、《僮约》、华阳国志》等记载,可知早在汉代时,四川饮茶、买卖茶之风已很兴盛了,四川的茶文化在当时可说是占风气之先的,所以蒙顶茶西来主是不值一驳的。

蒙顶茶东来说始于宋代。北宋温江县令孙渐在《智矩寺留题》中写道:“昔有汉道人····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他认为蒙顶茶是来自闽北建溪。而宋代做过

  江宁知县的王象之在其《舆地记胜》中称:“西汉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顶。”是说蒙顶茶由粤地而来。清代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和乾隆年间的《雅州府志》等也说“甘露祖师自岭表来。”

   从流传在民间的蒙顶茶由来的传说来看,则外来说又往往与本地说交错在一起。如流传在蒙山的“蒙顶茶”的传说,是说来自青衣江河神的女儿鱼仙,将在蒙山上的七粒茶籽当作“药种”送给采药青年吴理真,吴将茶籽种在了上清峰;流传在雅安的“蒙山仙茶”传说,则说是九天玄女觉得蒙山应有“灵根仙种”,便派仙姑玉女和仙童甘露带着七粒茶籽,下界到蒙顶种植培育出了“仙茶”;还有则“蒙茶仙姑”传说,是说青衣河神之女仙姑,为了治好吴理真母亲的病,先是帮助樵夫吴理真在蒙山上找到七粒茶籽并种在蒙顶上,茶树发芽后,仙姑又与吴理真采下芽叶,熬成祛病的“仙汤”。这几则民间传说,都透露出茶树是蒙山自生的信息,虽然第二则传说中的是说玉女和甘露从仙界带着茶籽来到蒙顶,但强调的是“灵根仙种”,关键点在“灵”和“仙”上,那么也就是说,传说所传递的信息是:蒙山本来就土生土长着茶树,但将茶树栽培成为“药种”、“灵根”,并熬制出“仙汤”,则是受到了外人的帮助。这类有关蒙顶茶的仙气飘飘的说法,其实很早就有了。五代蜀人毛文锡在《茶谱》中记载的一则传说更为神奇: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顶,顶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病瘥。时到城市,人见其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

这则传说也是说,蒙顶早已有茶树。而服用茶汤不但能祛病,且还能脱胎换骨,则是受到一位神秘的“老父”指点。当这位因饮蒙顶茶而病愈及至脱胎换骨者后来又去道教名山青城山“访道”,竟一去不复返,自然是得道成仙去了。总而言之,有关蒙顶茶的传说中有着较多的道文化内涵,打上的是很深的仙道烙印。因而,可以知道,是道人最早对蒙顶茶的采制和饮用方法施加了影响。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庄子说:“姑射山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这些观念正与将蒙顶茶视为仙茶如出一辙,可知蒙顶茶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道家在中国出现很早,时间很久远了,再加上道中人大都隐居山林,以远离尘世为求,且都遵循“山上的秘密不下山”的信条,所以有关道人的一切就总是显得神秘莫测,往往还会被后人附加上许多别的内容,使得事物的本来面目愈加模糊不清了。蒙顶茶的来历就是这样,由于各种说法都有,且每一种说法又搀杂着来路不同的其它说法,这样地混沌一团,让人真伪莫辩,也难怪清光绪年间蜀中状元骆成骧在《登蒙山饮茶》长诗中会发出“谁将海底珊瑚树,种向蒙山老烟雾……仙耶佛耶种茶人,锡杖飘然渺难驻”这样的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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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地方志书中记载的“甘露祖师吴理真”,向来被当地人奉为“茶祖”,现今蒙山茶史博物馆内就收藏有一块保存在蒙山天盖寺内的清代茶树花枝石刻,茶花中心就刻着吴理真像,显露出茶图腾崇拜的古风遗韵来,可见这位“吴”姓的蒙顶茶始祖并不象一般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僧人那么简单,其背后必然隐藏着大量的远古茶信息,若能对这些传说与记载深入剖析,相信总会有所得的。

关于这位与蒙顶茶来历密切有关的“吴理真”究竟是何人,在民间传说和志书记载中都是语焉不祥的,说法也很多,持论最众的要数认为他是西汉时云游到蒙山的一位佛僧这一观点,有人还考评说“甘露”是汉宣帝刘询的年号,所以“甘露”是表示“吴理真”生活的时代的。但历史上以“甘露”为年号的朝代和政权有好几个,认定在西汉又有何凭据?事实上,“甘露祖师吴理真”这一称呼,无论是从“甘露”这样的道家崇尚物来看,还是从其名带“真”这样一种道家取名的风格来分析,他都只能是道家中人,故在名山本地基本上是把他当神人来崇拜的。

我们再从他的姓上来分析,清光绪年间名山籍的文人吴之英在《蒙山歌》中说:“嘉树十年成美荫,但识主人旧姓吴。”这里的“吴”,既可当“吴”姓来理解,也可当“吴地”来理解。而光绪年间的名山知县赵懿在《蒙山采茶歌》中则更明白地写道:“昔有吴僧号甘露,结茅挂锡山之阿。偶然游戏植佳茗,岂意千年留枝柯。”当然,这些只是一种参考而非考证,但是我们可以借此联系到茶与古吴人的关系。如果假设“吴理真”是来自吴地的话,倒是能找出些线索来。比如,史料上记载最早的甘露寺相传是三国吴甘露年间建于苏南的茅山一带,茅山为道家的祖山之一,道教中的经箓派三皇经系就产生于此,其信奉的长生成仙道术中即有“服食草木”之顶。而唐代任过西川节度使的李唐宗室黎阳王李德裕,后来在他任淮南节度使期间,特地扩建了茅山附近的甘露寺。李德裕是一位茶之三味的懂茶者,有逸闻传:曾有人去苏州当官,李谓之曰:“到后可给我三角天柱峰茶。”那人后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第二年那人精求数角再送上,李看后收下说:“此茶可消酒食毒。”并命人煮一碗茶浇肉上,用银盒封闭,翌晨视之,其肉已化为水了,众服其广识。李德裕在蜀地时,曾亲自用蒙顶茶饼烹汤品尝,还在《蒙山白云岩茶》一诗中写下“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赞美。此外,宋初陶  在《  茗录》中记载:“吴僧樊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采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扬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供献。”从这则典故里也能看出吴地与蒙顶茶的神秘联系。

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关的传闻和有限的记载那么地隐约飘渺,因而蒙顶茶的源头也就显得扑朔迷离,探寻不易了。与此不同的是,蒙顶茶自唐代至清末,作为贡茶的历史则是比较清晰的。唐代斐文《茶述》记载:“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   阳、蒙山为上。”李吉甫(李德裕父)撰《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记载:“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发贡茶,为蜀之最。”可知至少在公元8世纪时,蒙顶茶就成为蜀地最重要的贡茶与贡品。稍后,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又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因人贡朝廷,蒙顶茶之绝佳芳甘珍味遂由皇宫传闻京城,又传遍天下,于是蒙顶茶声誉大增,从皇室、达官贵人到一般爱茶者,无不争相打探求得,有的还不惜花重金托人购买。当时,蒙顶茶还作为唐朝皇帝馈赠外国人的礼品,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日本留学僧慈觉大师园仁从长安回国,唐皇李昂馈赠他的礼物中就有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但蒙顶茶所产极少,如此多的需求要使其身价百倍,昂贵异常了。杨晔《膳夫经》就记载:“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杨记述的是到公元9世纪中期,就连皇帝供庙堂祭祖都未必能得蒙顶茶的上佳者了。

到了宋代,各地名茶纷纷涌现,致使蒙顶茶一度为人所忽略。宋仁宗时,陕西人雷太简到雅州任知州,他决心让蒙顶茶重新扬名天下,于是,他数上蒙山,遍访当地茶农和制茶高手,又结合当时的饮茶风尚,将原来采制蒙顶茶的工艺进行改造,使原来的龙团凤饼茶更为精致了。同时,雷还创制出一种优质的散芽茶。雷的好友梅尧臣在《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一诗中对此茶大为夸赞:“蜀  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芽颖。自煮自揉焙,人碾只俄倾。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

明代,蒙顶茶继续人贡。王士祯《陇蜀余闻》载,“明时贡京师,岁仅一钱有奇。环石别有数十株,曰陪茶,则供藩府诸司而已。”另有志书记载,明嘉靖时,“上清峰产甘露”茶。现今蒙顶上尚存明代天启壬戍年(1622年)所立灵泉院石牌坊,上题有“一瓢甘露”、“蒙雾聚龙”等语。石牌坊附近甘露井存有明清间“蒙泉”碑刻,而玉女峰下嘉靖年间构建的“甘露石室”至今犹存。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岁月,蒙山顶上还能保存下这些古迹,极为难得,也足以说明蒙山有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

清代蒙顶茶是四川贡茶中的重品,乾隆年间做过四川总督的刘秉恬在给皇帝进贡的礼品中,就有蒙顶产的仙茶、陪茶、菱角湾茶各二银瓶。不久,上贡的蒙顶茶花色、品种又增多了,占到了四川贡茶品种的大半。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常明进贡的礼单上有:“仙茶二银瓶、陪茶二银瓶、菱角湾茶二银瓶、春茗茶九银瓶、观音茶九银瓶、名山茶十八银瓶、青城芽茶一百锡瓶、砖茶三百块、锅焙茶十八包。在这批贡茶中,前六名均为名山地区所产的极品细芽茶,除“名山茶”,前五品又均为蒙顶所产之茶。此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四川均以此五品蒙顶茶(仙茶、陪茶、菱角湾茶、春茗茶、观音茶)各二银瓶为上贡例规。光绪年间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还给慈禧太后进贡过同样一份。

蒙顶茶道清代中后期在贡茶中地位依然极高,不仅是皇家日常饮用及赐人的茶品,而且“仙茶”依然作为朝廷祭天祀祖的必须供品。既然如此重要,对蒙顶贡茶的采制也必须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光绪年间,名山知县赵懿在其主持编纂的《名山县志》中记录了蒙顶贡茶的采制过程,现节录如下:

上清峰茶园7株……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复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贡三百三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园以外产者,曰陪茶。相去十数武,菱角峰下曰菱角湾茶,其叶皆叫厚大,耳其本也较高。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笼归山半智矩寺,乃剪裁粗细及虫蚀,每芽只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候半蔫,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弸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青润。

完洁者为正片贡茶。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暗黑,此皆剔为余茶,不登贡品。再后焙剪弃者,入釜炒蔫,置木架为茶床,竹荐为茶箔,起茶箔中揉,令成颗,复疏而焙之,曰颗子茶,以充副贡,并献大吏。不足,及漫山产者充之。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皆盛以木箱,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赴布政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并慎重如此。

这样严格谨慎而又繁琐的采制过程,对名山的县太爷来说,虽有可能借此达到升迁的目的,但弄不好也会因此丢官和掉脑袋,所以每到贡茶采制期间,县太爷就不敢有丝毫松懈。因而采制蒙顶贡茶,对县太爷来说实在是一份苦差。赵懿的前任知县中有位叫莫瑞堂的,对此劳民动众的“贡茶”制度十分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违抗,只好以委婉的词句写了一副对联:“茶亦称仙,三百片中香最盛;师已成佛,两千年后我才来。”同为名山知县,又同样做过这种苦差事的赵懿,在编纂县志时,选入了莫的这副对联,大约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正当四川的蒙顶茶以“仙茶”之称扬名全国时,江南的阳羡和顾渚,则以“紫笋”之茶声誉鹊起。当时的情况在北宋蔡宽夫《诗话》中有所介绍,其云:

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然唯以湖州紫笋入贡。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紫笋生顾渚,在湖常两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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